千年敦煌艺术对艺术家的召唤

　　敦煌，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与璀璨文化的神秘洞窟，近千年来静静的矗立在沙漠之中。而对于画家来说，敦煌的召唤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召唤来自壁画中的飞天，也来自观者心中对艺术的渴望。

尸毗王本生

　　敦煌，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建郡后，经两汉、三国、两晋数百年的开拓经营，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喉咽重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通过西域传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在这里扎下了根，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傅和其后的禅师法良创建了莫高窟第一批洞窟。其后经过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十一个时代，修建洞窟七百余个。

　　敦煌的标志

　　2011年秋拍北京匡时“与佛有因”专场中，张大千的摹敦煌壁画原稿以接近三百万的价格成交，借由这幅摹稿，人们可以感受到张大千当年对于敦煌那一份特殊的感情。除了临摹众多的佛像，张大千也对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形象非常感兴趣，创作了不少关于飞天的作品。事实上，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标志。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在《敦煌飞天》大型艺术画册序言中说，“总计4500余身，敦煌石窟，可以说是全世界和中国佛教石窟寺庙中，保存飞天最多的石窟”。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随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末期，随着敦煌石窟的停建而消逝。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更替、政权转移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的艺术形象与姿态意境等也都在不断地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

　　千年的演变

　　敦煌飞天并非初始时就是眉清目秀、体态俏丽、翩翩起舞翱翔天空的天人飞仙，飞天形象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演变发展的历史。

　　敦煌早期飞天深受印度和西域飞天的影响，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窟顶藻井装饰中，佛龛上沿和本生故事画中主体人的头上。头有圆光、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头束圆髻，身材粗短，上体半裸，腰缠长裙，肩披大巾，由于晕染技法变色，成为白鼻梁、白眼珠。由于莫高窟初建时，敦煌地区的画师画工尚不熟悉佛教题材和外来艺术，处于摹仿阶段，运笔豪放，大胆着色，显得粗犷朴拙。

　　北魏时期飞天所画的范围已扩大到说法图中和佛龛内两侧。从西魏到隋代(公元535——618年)，大约8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仙交流、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璧的飞天。飞天形象虽然还保留着西域飞天的特点，但已发生了变化，脸型由椭圆变为长条但却丰满，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注重动感。其最具代表性的是第282窟南壁上层的十二身飞天。这十二身飞天，头束双髻，上体裸露，成大开口横弓字形逆风飞翔，分别演奏腰鼓、拍板、长笛、横箫、芦笙、琵琶、阮弦、箜篌等乐器。四周天花旋转，云气飘流，衬托着飞天迎风而飞翔，漫游太空。

　　隋代是莫高窟绘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时代，也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一个时代。隋代的飞天除了画在北朝时期飞天的位置，主要画在窟顶藻井四周、窟内上层四周和西壁佛龛内外两侧，多以群体出现。从总体上说，隋代飞天是处在交流、融合、探索、创新的时期。总趋势是向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飞天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敦煌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这时期的敦煌飞天已少有印度、西域飞天的风貌，是完全中国化的飞天。从初唐到晚唐(公元618——970年)，贯穿整个唐代，大约三百年，是莫高窟大型经变画最多的朝代。窟内的四壁几乎都被大型经变画占领，飞天不仅画在藻并、佛龛、四披上，大部分画在经变画中。佛陀在极乐世界正中说法，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多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嵋动人。在唐代，还出现了不少双飞天。如第320窟西壁佛龛上层南侧的两身双飞天，飞姿优美。这两身飞天的肤体虽然变成降黑色，但眉目轮廓及体形姿态线条十分清晰，身材修长，昂首挺胸，衣裙飘带随风舒展，由上而下，徐徐飘落，像两只在空中遨游的双燕。

　　从五代至元代，包括五代、宋代、西夏、元代四个朝代(公元907——1368年)，大约460余年，这一时期的敦煌飞天模仿唐代风格，图形动态上无所创新，逐步走向公式化。已无隋代时创新多变，唐代时的进取奋发精神。飞天的艺术特点虽不同，但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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