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彩瓷：见证中西贸易的历史印记

　　“广州彩”因在广州彩绘而得名，又因制作工场曾设在珠江南岸而有“河南彩”之称。“广州彩”始创于清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成熟于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清代在对外贸易交往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事物。“广州彩”早期作品已不易寻觅，现今比较多见的是乾嘉之后的作品。

　　乾隆时期的“广州彩”已经相当精美，彩绘的技法亦十分娴熟。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瓷器就是非常精美成熟的乾隆“广州彩”(Berit W?stfelt, Bo Gyllensv?rd, J?rgen Weibull, Photos by Claes Jansson, Translation by Jeanne Rosen, Porcelain from the East Indiaman G?theborg, Printed in Denmark 1991, pp.274-279. 在“哥德堡”号沉船上一共找到7种不同的纹章瓷，见《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66页。[1691年出生于 英格兰，1778年死在纽约的Daniel Horsemonden，可能是通过他的堂兄弟John得到了纹章瓷，John1721年在广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事务负责人，见Kee II Choi, Jr。“Chinese Export Porcelains for America”， Oriental Art, Vol.XLV No.1(1999)])。

　　“广州彩”没有自己的瓷器烧制基地(窑场)，是在购买来的瓷器(素瓷或者有少量装饰性图案的青花瓷等)上进行彩绘并烘染而成的，属于釉上彩。最初，工匠们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制作了具有典型东方风情的“广州彩”。之后，在与西方世界的贸易交往过程中，工匠们学会了新的绘画技法，以西方艺术手法在瓷器上进行彩绘，并把这些艺术品卖给西方顾客。1792-1794年，担任英使马嘎尔尼勋爵访华使团运送礼品总管的巴罗记下了他在广州时见到的“广州彩”生产过程：“至于那些常常被带回欧洲的美丽的花鸟鱼虫画，乃是广州艺术家的作品。那里惯于仿制印刷或手绘的图片，不是用于瓷器上，就是作为商品出售。他们习得了比内地同行更高的品位。 全白的瓷器大批运到广州，添上购买者自己喜爱的图案。”(【英】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第 一版，234页)近人刘子芬《竹园陶说》对“广州彩”也作了高度概括：“广东商人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 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品，始于乾，隆于嘉道，今日粤中出售之饶瓷，尚有于粤垣加彩者，因其杂用西洋彩料，与饶窑五彩稍 异。”

　　广州博物馆现有五百余件“广州彩”藏品。这批藏品是数个世纪以来广州对外交往中遗留下来的珍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对外贸易的状况。

　　别样的画风 精巧的造型

　　“广州彩”除了吸收中国传统瓷器的彩绘技艺外，更注重仿照西洋艺术的表现手法，因而别具特色，具有鲜明的东西合璧风格。根据纹饰图案的画风来划分，“广州彩”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具有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广州彩”。这类瓷器因具有典型的东方风味，也深受外国人喜爱。

　　二是带有西洋画风的“广州彩”。其纹饰图案的绘制技法具有明显的西方美学透视规则，注意表现物体的远近距离和光影明暗等层次感，突出物体的轮廓，展现人、 物、景等的立体感，图像生动有趣，立体感强烈，俨然一幅西洋水彩画。这类具有西洋画风的瓷器后来成为了“广州彩”的主流。

　　在这类“广州彩”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带有纹章图案的“广州彩”。这类瓷器属于“来样订烧瓷”中的纹章瓷。纹章图案的提供者一般是西方的公司、商人、贵 族、皇室等等，他们将自己喜爱的纹章图案或家族徽标交给来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押船员或商人，由他们带到广州请当地工匠彩绘在瓷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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